阿拉伯国家无论贫富和大小，都正急速接近发展的“十字路口”。过时的治理模式、不当的经济管理和颠覆性的技术变革，正在将整个中东地区推向一个临界点，即经济学上的“明斯基拐点”（Minsky moment）。腐败丛生、管理失败、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导致伊拉克、黎巴嫩等国政府濒于破产。为摆脱困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增收赋税，增加贷款，节约开支，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社会保障体系岌岌可危。这一系列措施宣告了福利国家制度在中东地区的终结，亦为已在该地区存在50余年的社会契约带来无法挽回的破坏。本次新冠疫情只是“矿井中的金丝雀”，它仅仅是个不祥之兆，暴露了中东地区更多问题，加重了当前矛盾，亦为其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挑战重重，前路难料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苹果、谷歌等科技公司的收入在近几十年里快速增长，而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却连年亏损，并在2020年8月被剔除出道琼斯指数，昭示着石油行业不可避免的衰落。这一现实意味着，如果不实行紧迫、彻底的经济改革，中东国家很可能变成徒有国家之名的世界加油站。

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大量应用不仅导致化石燃料工业的衰落，也对零售业、媒体、电信、财政等领域影响深远，而且将会改变未来经济及工作的性质。总的来说，化石燃料工业面临三重冲击：一是能源供应量不断增加（包括水力压裂 、水平井钻井技术的发展及风能、太阳能及电池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二是由于能效提高导致需求增长放缓（材料科学、节能照明、电动及无人汽车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及汽车行业能耗标准趋严），三是激烈的业内竞争。

依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阿拉伯国家总人口在未来50年内很可能从当前的4.27亿增至8亿，到本世纪末预计将突破10亿。面对严峻的人口问题，中东国家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在未来50年内创造6亿个岗位。然而，自动化正快速取代人工操作，人工智能等技术已应用于各行各业，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和范畴，未来几年想要实现上述就业目标尤其困难。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多元化规划着眼于解决短期需求，长期来看依旧面临重大挑战。

经济多元化为何如此艰难？

多个阿拉伯国家已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困境，并制定了经济改革规划以纾困解难。然而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这些计划难以贯彻落实，许多早期的改革计划已经宣告失败，目前已进入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改革计划。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困难时期，政府采取措施时犹豫不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然而在财政状况良好的时候，政府往往囿于惰性和自满，毫无紧迫感。总的来看，改革反复失败的真正原因是这些改革计划只不过是对当前状况进行小修小补，未能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沙特阿拉伯于2015年推出的“2030愿景”是一份雄心勃勃、精心制定的发展规划，但它遗漏了5个影响其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即项目实施优先级排序、司法及教育改革细则、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专项措施、以竞争促创新和十分重要的土地改革。沙特“2030愿景”还大大低估了改革所需资金以及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财政及金融困难。此外，在制定该规划时，沙特将“宝”押在了旅游业等大型项目上，然而在后疫情时代，这些大型项目能否达到既定发展目标仍是未知数。就算是将上述因素全部补充进“2030愿景”，若不从根本上整治现有司法体系、教育体系和治理模式，那么改革将同样收效甚微。

路在何方

目前来看中东地区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旅鼠方案”，即保持改革失败的现状。“旅鼠方案”因旅鼠在传说中有“大规模集体自杀”的习性而得名。如果经济改革长期进展缓慢，则可能造成该地区不堪经济压力而发生严重的政治动乱，最终导致已在该地区运行50年的社会契约崩溃殆尽，地区发展一蹶不振，并可能持续好几代人的时间。虽然这种方案不可持续，且最终代价巨大，但纵观中东近几百年历史，短期内采取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种是“中国方案”，即从社会剧变中重生。中国曾有百年屈辱历史，在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与财力代价，才摸索出一条成功的改革道路，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起包容性制度。此种方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和智慧。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中国方案”满怀希望。

第三种是“欧洲模式”，即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形成某些协调机制。欧洲内部的边界、政治和宗教争端曾持续几百年，在欧洲人看来，不管多脆弱，只要是和平就有价值，只要是团结就能带来更强大的力量。欧洲模式将催生出新的融合和协调机制，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共识，建立新的、可行性更高的社会契约。这样的融合有助于恢复社会与经济稳定，让该地区能够充分利用其巨大的消费能力和数量优势促成整体的发展。“欧洲模式”对中东国家的益处在于，各国经济互补，资本在劳动力富余的国家寻找投资渠道，农业基础良好的国家向其他国家提供食品，而资本密集型国家则为享受服务买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文化、语言、历史同质化的地区内部，为区域内所有国家尤其是小而富的国家提供战略纵深和集体安全保障。

不管选择哪条道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在经济社会变革中十分重要。人口数量少的富有国家需要采取资本密集型结构主导的经济战略，而人口大国则应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并提高其职业技能。前一种类型的典范是新加坡，小岛国新加坡在短短一代人时间内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收入几乎是沙特阿拉伯的三倍。后一种类型的典范则是韩国，韩国195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低于埃及。此外，韩国经济主要由家族型企业（财阀）把持，这一点与中东地区极为相似，因此其发展模式值得该地区国家借鉴学习。上述两种发展模式的目的均为发展包容性的精英统治而非资源依赖型经济，有望带来社会经济领域快速而深刻的变革。

通常来说，缺乏独立司法基础设施、发达教育体系及政府公信力是创造经济发展良好环境的主要障碍。新加坡和韩国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榜样，还在教育、政务透明度、治理模式、法治建设方面作出了良好示范。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实行改革毫无捷径可走。作为各项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最为必要的条件。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在塑造变革力量中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未来的决定性因素。

对中东国家来说，幸运的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对油气资源仍有较大需求，且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现了大面积的天然气田，使得该地区有更多时间进行变革。但若满足于当前发展模式而不作改变，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将很难进入资本市场。

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上述三种改革方案的不同要素混合实施是完全有可能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层也可能通过加速经济改革、积极提高治理及政治参与度在经济改革中占得先机，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在后两种改革方案中，一个超过10亿人的阿拉伯地区将会发展为不容小觑的经济及地缘政治力量。若能实现，该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变化等挑战时，将能够根据自身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新关系。

与此同时，这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说明

本文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1年8月发布的报告《阿拉伯国家路在何方：福利国家之终，未知旅途之始》（WHITHER THE ARABS: The End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Start of a Journey into the Unknown）的摘要。该报告的作者为哈尼·冯德克利（Hani K. Findakly）和冯凯文（Kevin A. Findakly）。

作者简介

哈尼·冯德克利（Hani Findakly），投资银行家、克林顿集团副主席，曾任德崇证券国际资本市场部负责人、佩恩韦伯公司全球风险管理常务董事、波托马克·巴布森公司首席执行官、狄龙瑞德资本管理公司主席等多个金融领域高级职位。在进入华尔街之前，冯德克利先生曾担任世界银行集团投资总监和首席投资官。冯德克利先生早期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职人员，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担任美洲国家组织客座教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在巴格达大学获学士学位。冯德克利先生在克林顿集团（纽约）和赛德克资本公司（沙特吉达）等多个公司董事会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开罗美国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马里兰大学遴选委员会、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国际委员会、苏丹卡布斯文化中心监督委员会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咨询委员会等多个公共董事会任职。他也是四川大学和玛格迪·雅各布基金会的受托人。冯德克利先生曾担任北美阿拉伯银行家协会主席、中东研究所理事、阿拉伯美洲银行董事、联合国国际学校董事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技术发展私人融资委员会委员。

冯凯文（Kevin Findakly）在北京大学获得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阿关系，硕士论文研究主题为阿联酋外交政策，重点关注阿联酋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冯凯文先生精通汉语，曾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学习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