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特的麦吉利斯

无论大事小事，决策速度都很慢，而且在外人看来似乎分析得不够严谨。从审查开始，大多数机构就缺乏正式的程序，这就为定量分析和司法判断的不足埋下了伏笔。无论私营企业还是公有企业，大多数情况下公司与个人事务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只有部分企业确立了规范的管理体系，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并组成董事会，由独立成员构成，拥有权力且承担监督责任。这类企业数量不多，但在不断增加。不过，大部分公司采用这种形式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实际做法却像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甚至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因为主导公司活动和决策的是大股东。该地区大部分证券法没有对小股东形成强有力的保护。但国有公司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往往具有政治影响力，或者是统治家族的成员，且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顺从他们的决定。

由于历史和文化经验方面的原因，许多私营企业不愿聘请专业顾问和司法专家来审查和监督其潜在的合作伙伴，而是选择非正式渠道和公开的免费研究以节省开支。管理的薄弱与主要人物的影响力相结合，导致决策过程更不正式，常常旷日持久，偶尔容易出现欺诈、闻所未闻的方案以及代价高昂的错误。让决策过程更加复杂的是，私营企业的大多数熟练雇员都是外籍专业人士，他们的生计依赖于雇主的善意。因此，他们在提出建议时往往比较迟缓，而且更有可能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错过机会比抓住机会但失败的后果更难以面对。不过，随着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在私营企业的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问题也在慢慢改变。他们要么是新聘的员工，要么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他们对现代管理方式产生越来越深入的影响，并将在未来十年实现决策过程的制度化和管理结构的正规化。就像那些在适应技术颠覆和市场需求变化方面滞后的企业一样，那些未能实现这一转变的企业将发现自己正在走入众所周知的“企业坟墓”。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尤其是海湾地区，大部分大型、小型私营企业由家族所有和经营。与日本企业的财阀、经连会，韩国的财阀和德国的中小企业一样，这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主导着该地区的经济格局。它们还提供了大多数公共领域之外的工作岗位。该地区的家族企业几乎与韩国的财阀是在20世纪60年代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但其发展方向不同，部分原因是受政府政策和国家自然资源的驱动。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财阀几乎完全采用日本的模型。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旨在打开日本的经济贸易，19世纪70年代皇室授予三井家族独家贸易权，迈出了此后财阀扩张的第一步。由于贸易涉及工业和金融，垂直整合的商业结构也随之产生。同样，韩国把出口制成品作为战后经济的基础，也反过来激励了富有的企业家家族，其中三星等家族已经成为工业巨头。

相比之下，随着资金开始流入海湾地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有所不同。首先，他们需要迅速修建基础设施，因此便请西方企业来完成这项工作。其次，他们利用有影响力的家族以提供服务，并通过分配进口与服务等非正式“代理”权来填补消费品的空缺。该地区的大多数政府还坚持鼓励当地企业成为外国公司的“合作伙伴”，从进口商品和服务中获得一定的利益。这不仅起到了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也确保了家族企业对统治者的忠诚。这些政策奠定了地租型经济模式（rentier economic model）的基础，而这种模式定义了今天该地区的大部分经济形态，并使其在半个世纪后高度依赖石油收入。

该地区许多这样的家族企业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已达到临界值，面临商业模式上的重大挑战。许多家族将其固定的模式写进家族章程，以界定家庭成员之间世世代代的相互关系，成立家族理事会，及时解决内部冲突。世界各地的家族企业史表明，他们的财富很难延续到第二代，最多也就是第三代。财富产生和增长的分散性与不连续性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后代人不是那么 “饥饿”生长的，其创业动力和技能很少比得上创始人。其次，由于继承了大量财富，下一代的关注点和驱动力往往更广泛地分散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志向和兴趣。阻碍企业持续发展的第三个因素是继承人之间在业务战略和执行上的冲突引起内讧，从而导致业务的衰落。毕竟，在出现战略冲突时，解雇一个陌生的经理要比解雇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容易得多。第四个因素是规模。随着业务范围和复杂程度的增加，企业需要更复杂的管理工具、治理体系和管控制度，而家族企业往往很晚才认识到或承认这些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最后一个原因是创始人创业时所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公共政策、税法、竞争、新技术、消费和社会习惯的变化改变了大环境，迫使管理方式和治理模式及时进行调整。这种情况是阿拉伯家族企业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进一步印证了“创业容易守业难”的定律。

福特、通用、IBM、丰田、本田、索尼、三星、现代、戴姆勒奔驰等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们意识到了企业制度化对于其生存和繁荣的必要性。于是，他们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创建了独立的管理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企业会任命独立的董事，决策从公司及其股东的长期利益出发，而不做企业所有者的传声筒。学术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权独立的公司表现更好，年股本回报率高出5%以上。因此，采取这种策略是企业所有者保障自身利益的明智选择。在财富积累相对较少的阿拉伯世界，这种让与或分享企业的管控权与实现制度化的转变是一种新现象。除了不愿意放弃或分享管控权，大多数此类企业还未完全成形，缺乏能代表企业形象的工业产品，或者受版权保护、有专利或特许经营的独创概念。

这种延展性的缺乏也是阿拉伯企业没有占据国际地位的原因。只有少数企业开始了制度化的进程，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的Olayan集团和Sedco控股公司；也有一些企业在尝试这种转型，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来为企业合并或公开上市做准备，但大多是敷衍了事，缺乏实质内容。未来该地区经济多样化的成功取决于这些公司是否愿意采取现代管理手段和独立治理模式。如果没有形成这种趋势，公共政策必然有所调整，鼓励更多的竞争，就像日本和韩国几十年前所做的那样，从而确保只有最强大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不靠扭曲的补贴政策和公共援助也能独立发展。

主权财富基金历史悠久，且各地各不相同，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当时科威特建立科威特投资理事会（Kuwait Investment boards），此后演变为今天的组织结构，即科威特投资局（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这些基金背后的理念是创建社会储蓄账户作为应急基金，在未来石油收入下降时补贴后代的收入。以阿拉伯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为原型，挪威也建立了自己的全球政府养老基金。目前，这些阿拉伯基金资产估计超过2万亿美元。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基金都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当地工作人员和专家进行相对妥善的管理，尽管管理风格不同，但都在风险管控、多元化和管理模式等方面采用了最先进的工具。大部分还会对新聘的和在职的基金经理进行正式且全面的审查和监督。

基金

科威特投资局

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 (KIA)

国家：科威特

创建年份：1953

资产 ($B)：592

基金

阿曼投资局

Oman Investment Authority (OIA)

国家：阿曼

创建年份：1980

资产 ($B)：：22

基金

卡塔尔投资局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QIA)

国家：卡塔尔

创建年份：2005

资产 ($B)：320

基金

公共投资基金

Public Investment Fund (PIF)

国家：沙特

创建年份：1971

资产 ($B)：320

基金

阿布扎比投资局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ADIA)

国家：阿联酋

创建年份：1976

资产 ($B)：696

基金

迪拜投资公司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f Dubai (ICD)

国家：阿联酋

创建年份：2006

资产 ($B)：239

基金

穆巴达拉投资公司

Mubadala Investment Company

国家：阿联酋

创建年份：2017

资产 ($B)：228

基金

酋长国投资局

Emirates Investment Authority

国家：阿联酋

创建年份：2007

资产 ($B)：60

说明：阿曼投资局是2020年由阿曼普通储备基金（General Reserve Fund of Oman，1980年成立）和阿曼投资基金（Oman Investment Fund，2006年成立）合并而成。穆巴达拉投资公司是2017年由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nternational Petroleum Investment Company，1984年成立）、穆巴达拉发展公司（Mubadala Development Company，2002年成立）和阿布扎比投资理事会（Abu Dhabi Investment Council，2007年成立）合并而成。

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的智慧确实令人称赞，但是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要点常常被忽视。首先，我们有必要将其与挪威的公共养老石油基金（1.35万亿美元）和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GIC和淡马锡，1.12万亿美元）进行比较。这两种基金超过了海合会所有基金估值的总和。新加坡的基金人均为21.5万美元，挪威为25万美元。相比之下，海合会国家人均为4万美元，但分配并不均衡，其中阿联酋和卡塔尔占据了人均储蓄的主要份额。不难计算出，假如海湾阿拉伯人是挪威人，并且像挪威人一样有效地分配资源和管理预算，今天他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将超过11万亿美元。其次，挪威平均每天的石油生产量和出口量为110万桶，相当于5个海合会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量的近7%。挪威于1990年开始实施 “储蓄计划”，从其石油收入中抽出一部分，远远晚于大多数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然而，尽管它的石油出口量小得多，总人口也少得多，但挪威的基金规模却比任何一个阿拉伯产油国的基金总额都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挪威的投资是在公开透明的规则和账户下进行的，对从石油基金中提取任何资金遵守同样透明和严格的规则，需要议会绝对多数的批准。相比之下，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远没有这么透明，也没有任何此类规则，更容易像自动取款机一样被随意利用——没有规则，没有审查，也不会造成什么后果。

随着该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做生意的方式和程序不断演变，政府和企业的决策也在演变。如上所述，这种演变大部分是积极的。贸易的增长，竞争的加剧，教育的普及，新一代企业主和管理者的加入，以及精细的监管体系的引入，让决策过程更加透明，效率越来越高。虽然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透明，偶尔还会有暗箱操作，可能对外国个人和实体不利。大部分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司法改革，纳入了现代商业法，一些国家则建立了贸易特区，有自己的规则和遵守国际通用法规的仲裁小组，但这些发展最多算作“折中措施”和“进展中”。随着该地区按照类似“沙特愿景2030”的思路进一步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商业决策将继续从公共部门向私营部门转变。到目前为止，公共部门仍然占主导地位，不仅因为它控制着所有经济资源，还因为私营部门大部分活动实际上依赖于直接或间接的公共支持。随着经济权力向私营企业转移，决策方式也将随之改变。

该地区的税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政府的鼓励下，媒体呈现的公众认知是：税收要么很低，要么不存在。虽然目前没有个人所得税的说法基本准确，但是政府征收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税费也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不过，各国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各不相同，从国内生产总值的11%到27%不等。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公有企业的利润和资本收益税率为20%，而私营企业要征收“天课税”（zakat），每年征收2.5%的资产税。面对不断扩大的支出和财政赤字，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又加征了5%的消费税，名义上是增值税。对公共事业（水电）的补贴也大幅削减。一些国家还对外国劳工征收额外费用，导致劳工成本增加。阿联酋最近宣布将于2023年引入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但总体税率似乎将保持在9%的较低水平。阿曼也在考虑开征个人所得税，这在该地区尚属首例，不过具体条款仍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最近油价的上涨给了政府一些喘息的机会，使其可以在短期内稳定预算。

然而，如果抛开公共收入与税收的性质不谈，那么关于该地区税收的任何讨论都是无意义的。按照常规的统计，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税费。2021年美国联邦收入总额为4.05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22.99万亿美元的17.61%。而海湾地区缺乏这种信息的透明，因为公共部门掌控自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的生产和出口过程中获得全部收入，比如该地区对石油和天然气征收100%的税，而美国只征收20%的企业所得税。因此，如果将税收定义为公共收入（这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么该地区的实际税率，即公共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可能高达30%，处于全球公共税收比例的较高水平。所幸这种高额的实际税率并不适用于在该地区经营的外国投资者或企业，也不适用于外籍劳工的个人所得税。此外，该地区建立了大量的经济特区，适用较低的税率并采取了其他激励措施，从而吸引资本和技术。该地区既有经济特区，又免征个人所得税，于是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和外籍人士。

与全球其他劳动力市场相比，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独一无二。首先，外籍员工占私营企业劳动力的50%到90%。几十年来，外籍劳动力市场一直在一种叫做“保人制度”（kafala）的担保制度下运作。在这种制度下，员工严格由雇主控制，他们的工作签证也与雇主挂钩。由于没有工会，这种制度限制了工人的权利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外籍员工面临着过度劳动和工资停滞的潜在问题。幸运的是，这一制度在过去几年开始发生变化，允许雇员到其他雇主工作，从而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限制了雇主滥用劳动力的行为。该地区有3500万外籍工人，是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力量；劳务侨汇达110亿美元，占全球汇款总额的近20%，也是劳务侨汇的重要力量。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放缓，税收上涨以及劳动力国有化的转变，外籍劳动力大量流失。例如，据估计沙特2021年裁掉了超过100万名外籍员工。此外，该地区与世界各地一样正在发生着不寻常的现象，即国内员工和外籍员工的岗位都在进行重组，而与此同时，工资在继续上涨。在这些动荡起伏中，有的是有利于技能与工作相匹配的。但是如果疫情后的未来，创业型临时兼职工作（零工经济）不断增长，再加上远程办公与现场办公，那么该地区劳动力市场将挑战重重、混乱不堪。之所以有这些挑战，是因为外籍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占较高比例。零工经济中的部分业务涉及需要高级技能的物流管理工作，能够胜任的当地员工很稀缺；其他大部分工作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薪工作，比如Door Dash和Uber Eats等外卖服务，但当地人又不愿意做。如果全球劳动力继续以当前趋势发展，技术服务与专业服务行业的兼职需求将持续增长。

该地区若要调整劳动力结构，灵活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就必须采用更具创造性的签证政策，接纳不与雇主捆绑的临时工作与居住。迪拜一直很善于推广这种做法，复制西方国家推行的政策，向高技能专业人士和投资者提供签证。在劳动政策、发放劳务许可证和签证方面的这种灵活性，让迪拜在该地区别具吸引人才与资本的魅力。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在逐步采取措施，解决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消除经济增长障碍，这也是这些国家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传统的劳工惯例和现行的移民政策可能会限制创新，而创新往往伴随“零工”经济而来。只有市场可以自由且不受限制地获得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人才，不受过时的劳工与签证惯例的阻碍，零工经济才能维持下去。除非该地区迅速适应了这种更具竞争力的新型经济体系，否则它可能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落伍，就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

虽然加强商业管理和透明度的进程仍然缓慢，但是这一方向是明确无误的。在国家支持的福利制度下，商业机会依赖于与国家的关系并从国家角度出发，而这种福利制度转型的过渡期也即将结束。这会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没有扭曲的、反竞争的做法，也没有过去盛行的地租型经济。因此，该地区的商业机会在向外国投资者和企业招手，这里的土地和人民也都热情好客。

说  明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评论 第39期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营商规则与路径

哈尼·冯德克利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卡塔尔国中东研究讲席项目

2022年8月2日

电子邮件：pku_qcmes@vip.sina.com

Peking University Middle East Review: Issue 39

Doing Business in the Gulf Arab Countries: Rules of the Road

Hani K. Findakly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CMES-PKU)

State of Qatar Chair Program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PKU-QCMES)

August 2, 2022

E-mail: pku_qcmes@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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